另外，农村用户习惯在购买成本上能省则省，对产品的要求非常低，能使用就可以。

这个时候，经历过改革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品（如化学、原材料、能源、钢铁、交通、通信和各种机械设备）需求最大的市场。图为1960年6月，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厂--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建成投产与重工业相比，这些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低的资本（资金）、技术门槛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过原生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国内储蓄获得融资，和那个阶段获得的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以及那个阶段创造的市场和营销渠道实现巨额回报和进一步市场扩张。

因此，中国的重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转型和复兴。】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就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使得对重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转型与70年代末、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相比更容易进行。这个政府既通过中央计划，也通过分散化的地方行政区域间相互竞争（如15～19世纪欧洲的国家间竞争一样）来组织、调度和管理国民经济，以促进增长，优化治理。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方能初步解决贫困陷阱问题或马尔萨斯陷阱问题。这表明市场规模和管理能力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所有制的形式。

但持这一论点的人忘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样拥有长久历史、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工业化？假设中国未能实现增长，而是仍然陷在贫困陷阱中，那这些文化和制度因素也同样会成为用来解释中国失败的原因。】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懂得这个道理。

这使得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而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能采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但这种观点与经济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

克服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需要解决工业三位一体（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缺失问题。它以不断改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引，却又依托商业和制造业来持续发展和开放的钢铁意志。

尽管制度环境迥异，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与18～19世纪的英国，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成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并无本质区别。机器（有形资本）的发现和有效再生产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核心。这是它们未能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尽管和英格兰一样，在工业革命前夕，它们也拥有繁荣和极其富于竞争力的原始纺织工业，一点也不亚于英国的纺织业。这样就把工业革命的果实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注：自从2008年第一条高铁线投入运营以来，中国已有28个省纳入了这一全球最大最长的高铁网（长达1万英里，超过全世界运力的一半）。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Ha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世界超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这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持续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进程需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各种机器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与及时供应，以及更大规模和速度的产品销售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

民营化每一个特定的行业都要考虑到如下因素：（1）其产品市场要广阔到能够支持同类型的民营企业的程度。而这一任务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从头到脚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

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政治条件）。这种发展顺序与英国工业革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的历史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包括公平买卖、社会信任、道德、宗教和对由商人和商业团体私人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支持）。一旦产生发育不全问题，经济改革成本就会比按照正确市场发育步骤所需的改革成本高昂很多，而在这个时候再急于求成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如休克疗法）等，那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而现在中国在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上位居高位。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也许自大航海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再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事件比这条新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了。

但这种依赖商人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特别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市场，即使在强力的政府支持下也需要数个世纪来完成。正如肯尼斯•阿罗所讲，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发明过程中，日常实践中的接触才是最好的学习。

中国虽然与这些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列强制度环境迥异，却因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而成功开启工业革命。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呢？有人会认为中国在200多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复兴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9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图为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获得了极大发展类似地，尽管通过多年的财富积累和爆发式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水平仍然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

民营化的步骤应该按照市场发育顺序。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战后为消除贫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2）该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包括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尽管一开始是无意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虽然自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正在拉近与美国的距离。

如果工业强大了，科学的强大才有根基。在历史上有形资本（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或大规模再生产）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的。

因此，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路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继续崛起。海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它能通过实验和微观制度创新从上至下地纠正重大的政策失误。这即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由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意为一边干一边学，即在工作或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对经验的积累总结，乃至创新，达到更高的效率。

亚当•斯密没有强调在他所处的时代，贸易秩序是由欧洲商人阶层的垄断势力和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维持的。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腐败、污染和环境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解体、日益攀升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商业欺诈、劣质产品、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阶级歧视、频繁的工业事故、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失业和产能过剩。

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19世纪的英国必须佩服美国学习和吸收英国技术的能力。这就对能源、动力、通信、运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给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盈利机会。